【關於《蒙古秘史》成書、傳播、以及哈薩克譯文版對照】

關於《蒙古秘史》成書、傳播、以及哈薩克譯文版對照（上）

艾克拜爾·米吉提

一、關於《蒙古秘史》翻譯背景

《蒙古秘史》，又稱《元朝秘史》，在《元史》中由蒙古語音譯名為《脫卜赤顏》1、《脫必赤顏》2或《蒙古脫不赤顏》3，漢譯名為《國史》4。當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由該國的哈薩克人譯為哈薩克文刊布，但被學界認為該譯本與原著遊離之處頗多5，僅可視作關於蒙古曆史傳說譯文集而已；1992年，國內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哈薩克文譯本，譯者為烏力奘·托列巴特、穆爾卡瑪勒·賈列力汗、阿布德熱西提·托依勒拜，似是根據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道潤梯步新譯簡注《蒙古秘史》譯出；1998年，哈薩克斯坦國知識出版社出版《黃金史》譯本，譯者為蒙古國哈薩克族學者阿拜·毛卡拉，自羅卜桑丹津本譯出。這些譯本各有千秋，對於哈薩克語讀者初步了解《蒙古秘史》，起到了重要作用；不過，無庸諱言，也帶著各自無法彌補的缺憾，使人們了解曆史的視線變得有些模糊不清。這也是翻譯作品往往無法擺脫的局限。曆來隻有不朽的原著，而無不朽的譯著。本文試圖從《蒙古秘史》的產生、傳播、價值及影響，對哈譯本所存缺憾原因作以初探。

二、關於《蒙古秘史》的成書經過

1、畏兀兒書記官——必闍赤們的貢獻

《蒙古秘史》是一部關於蒙古民族和北方草原民族的曆史文化著作，翔實記錄了成吉思汗家族、蒙古民族的崛起、及至窩闊台汗統治時期的曆史（個別內容甚至涉及窩闊台汗以後的史實），以及有關北方草原民族的大量史料、傳說、故事、風俗、習慣、詞彙、諺語、歌謠等等，也是一部大量采用散文體和韻文體（詩體）語言敘述的古典文學名著。

對於《蒙古秘史》成書年代，學界多有不同解釋，主要根據第282節“鼠兒年七月”“寫畢”的尾跋內容，推定以突厥曆法十二屬相中輪回起點“鼠兒年”對應的公曆年份，有1228年戊子年說、1240年庚子年說，1252年壬子年說和1264年甲子說等。目前，國內學界比較傾向認定餘大鈞先生的“1252年壬子鼠年”說6。

《蒙古秘史》是由畏兀兒必闍赤(書記官)們，用畏兀兒文記載蒙古語敘述，由此成書的。應當說，這是沒有留下姓氏的畏兀兒必闍赤(書記官)們對曆史的貢獻。當然，也由此留下了無數的曆史謎團。尤其是，在《蒙古秘史》的語言、語音、詞彙等方麵，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他們的痕跡。

眾所周知，成吉思汗崛起於朔漠之時，蒙古民族尚沒有文字。是在西征乃蠻太陽汗之際，俘獲懷印逃去的乃蠻大臣——畏兀兒人塔塔統阿，成吉思汗問“是印何用”7，方得知“出納錢穀，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為信驗耳。”8從此開始“凡有製旨，始用印章，”9並命塔塔統阿居其左右，仍掌管印章。“遂命教太子諸王以畏兀字書國言。”10

顯然，從十三世紀初，蒙古民族才開始借助畏兀兒文書寫蒙古語的曆史。但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這種文字並沒有在蒙古族百姓中普及開來，隻是在“太子諸王”這個狹小的高端層麵上學習掌握。因此，大量的朝廷文書工作，均由出身畏兀兒或其他來自西域部族掌握畏兀兒文的必闍赤(書記官)們擔當起來。

直到中統元年（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尊吐蕃高僧八思巴為國師，“命製蒙古新字。”11至元六年（1269年），為了推行八思巴蒙古文，詔頒天下：“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製。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製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為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12

而現行蒙古文，要到晚期才形成和流行於民間。1648年，咱雅班第達（那木海劄木蘇）在畏兀兒式蒙古文基礎上創造了適合衛拉特方言的托忒文，差不多與此同時，通行於其他地區的畏兀兒式蒙古文也發生了變化，形成了近代蒙古文13。

《蒙古秘史》以畏兀兒文成書以後，蒙元時被秘藏內廷，不準傳於外人14。

《蒙古秘史》畏兀兒文版未能傳至後世，有一點恐怕不能忽略，那就是元世祖忽必烈改用新蒙文，從而未及廣布民間，廣為流傳。

2、元時就有譯本和續本

《元史·察罕傳》載，察罕晚年譯出《貞觀政要》獻於元仁宗，“帝大悅，詔繕寫遍賜左右，且詔譯《帝範》。又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天紀》，及《紀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書，俱付史館。”

這位祖籍板勒紇城的西域人後裔察罕，“通諸國字書，”15經他受命譯出的《脫必赤顏》，被欽命為《聖武開天紀》，卻未能傳於後世。

而《元史·馬祖常傳》記載：“奸臣鐵木迭兒為丞相，威權自恣。祖常知其盜觀《國史》，率同列劾奏其十罪，仁宗震怒，黜罷之。”足見當時限定閱覽《蒙古秘史》戒律之嚴。

此後的文宗時期，他雖在位時間不長，卻格外重視撰修國史，幾次傳旨下詔，要虞集等“采輯本朝典故，仿唐、宋《會要》，修《經世大典》，”16“請以翰林國史院修祖宗《實錄》時百司所具事跡參訂。”17卻遭到翰林院大臣反對：“《實錄》，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跡亦不當示人。”18

至順元年（1330年）二月，文宗“以修《經世大典》久無成功，專命奎章閣阿鄰帖木兒、忽都魯都兒迷失等譯國言所紀典章為漢語，”19“詔世延與虞集等纂修《皇朝經世大典》”20。而燕鐵木兒如國史例監修21。

至順二年（1331年）四月，奎章閣以纂修《經世大典》，請從翰林國史院取《脫卜赤顏》一書以紀太祖以來事跡，文宗詔命翰林學士承旨押不花、塔失海牙。押不花言：“《脫卜赤顏》事關秘禁，非可令外人傳寫，臣等不敢奉詔。”22對於這種公然抗旨者，文宗也隻好從之。

《元史·呂思誠傳》稱：“文宗在奎章閣，有旨取《國史》閱之，左右舁匱以往，院長貳無敢言。思誠在末僚，獨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善惡，自古天子無觀閱之者。’事遂寢。”

《元史·虞集傳》作了另一種敘述：“又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增修太祖以來事跡，承旨塔失海牙曰：‘《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皆已。俄世延歸，集專領其事，再閱歲，書乃成，凡八百帙。”

同是《虞集傳》，記述了文宗傳旨續寫《脫卜赤顏》的史實。“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為皇太子，乃以妥歡帖穆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鄰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即前忽都魯都兒迷失）書其事於《脫卜赤顏》，又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

《元史·文宗紀（五）》有另一則記載：“撒迪請備錄皇上登極以來固讓大凡往複奏答，其餘訓敕、辭命及燕鐵木兒等宣力效忠之跡，命朵來續為《蒙古脫不赤顏》一書，置之奎章閣，從之。”

無論阿鄰帖木兒和忽都魯篤彌實續寫的《脫卜赤顏》，抑或朵來續為《蒙古脫不赤顏》一書，顯然未能在漢文獻中傳於後世。

而翰林學士押不花、塔失海牙等不惜以抗旨之大不韙，不肯出示的《脫卜赤顏》，王國維認為，正是“今之《元朝秘史》也”23。

3、與《聖武親征錄》比較

《聖武親征錄》又名《聖武親征記》。是關於成吉思汗、窩闊台時期蒙古曆史的重要史籍。學界一般認為成書於至元年間，作者佚名。不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有些研究者認為，《聖武親征錄》可能是王鶚等人撰修的。細讀《元史》不難發現，這種推論不無根由。“庚申（1260年），世祖即位，建元中統，首授翰林學士承旨，”24登基伊始的元世祖忽必烈，傳旨年已古稀的翰林學士王鶚兼修《國史》25。其實，早在“甲辰（1244年）冬，世祖在藩邸，訪求遺逸之士，遣使聘鶚。”26於是，“王鶚侍世祖於潛邸，”27“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28“製誥典章，皆所裁定。”29這位早年的金朝翰林應奉，深得忽必烈賞識。中統三年（1262年）八月，忽必烈“敕王鶚集廷臣商榷史事，鶚等乞以先朝事跡錄付史館。”30中統四年（1263年）四月，“王鶚請延訪太祖事跡付史館。”31此時，王鶚已是七十三歲，可謂年邁。他上奏道：“自古帝王得失興廢可考者，以有史在也。我國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無不臣服者，皆出太祖皇帝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久而遺亡，宜置局纂就《實錄》，附修遼、金二史。”32

《聖武親征錄》記載成吉思汗從“右手握凝血”降生到戎馬倥傯一生征伐的主要事跡，關於鐵木真祖上，僅敘及也速該；止於辛醜（1241年）冬十一月初八日，窩闊台汗五十六歲時在月忒哥忽蘭之地駕崩，在位十三年之事。

《聖武親征錄》與《蒙古秘史》相比，各有異同，對同一事件的記載也常有詳略之別。但是，《聖武親征錄》的敘述風格，卻不同於《蒙古秘史》間或用散文體、詩體語言敘述，時常采用諺語、比喻、傳說等等，帶有濃鬱的文學描述色彩，而是沿襲中國正史傳統，敘述簡練，時間、地名、人物、事件記載明確。唯采用紀年敘述自壬戍年（1202）始，而《蒙古秘史》第141節自雞年（1201年）開始紀年敘述。應當說，研究這一時期蒙古曆史和其他北方草原民族曆史，需要對照這兩部書。兩相對照可以發現，成書於《蒙古秘史》之後的《聖武親征錄》，更似是對前者刪繁就簡的譯寫本。而後者不同之處，當是在“延訪太祖事跡”之後補進的。

另外，《元史·太祖本紀》出自《元太祖實錄》，與《聖武親征錄》多有共同之處，由此可知《元太祖實錄》當是出自《聖武親征錄》，並增添修改而成。

《聖武親征錄》現存版本中，元人陶宗儀的《說郛》本是最早的，上世紀初的王國維校注本被學界推認質量較好。不過，王國維認為，察罕所譯《聖武開天紀》，“即今之元《聖武親征錄》。”33有一點倒是被海寧34王靜安先生所忽略，《聖武親征錄》開篇便與《蒙古秘史》第59節的內容相對應，如果是譯著，且譯者為西域後人察罕，他對於《蒙古秘史》的那種敘述風格當有一種文化心理上的認同感，不至於遺棄前58節那些精彩敘述。而作為儒士，在王鶚等人看來，《蒙古秘史》前58節中的諸多敘述顯然與儒家學說相悖，有失“君威”，由是欣然舍棄，似合乎情理。

4、《史集》的印證

十四世紀波斯史學家拉施特所著《史集》，國人雖通過馮承均先生早年所譯《多桑蒙古史》有所接觸，但由俄譯本轉譯的漢譯全本，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才開始出版，至八十年代中後期方予出齊。

《史集》漢譯者序稱，拉施特在撰寫這部宏篇巨著時，“利用了當時已有的波斯、阿拉伯文著作如十一世紀可失哈兒（喀什噶爾）人馬赫穆德（馬合木）寫的著作、十三世紀波斯史學家誌費尼寫的《世界征服者史》、十三世紀阿拉伯史學家伊賓·阿昔兒寫的《全史》等，還利用了秘藏於伊利汗宮廷金匱中的《阿勒壇·帖卜迭兒（金冊）》等宮廷檔案資料。”35

拉施特本人則稱，“根據收藏在[汗的]金匱中的史冊各篇中的內容及閱曆豐富的老年人的談話”36和“誠實可靠的講述曆史的突厥講述者”37所傳，而寫成的。

經比較，《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冊第一編十紀即“朵奔伯顏與阿闌豁阿紀”、“阿闌豁阿與其三子紀”、“阿闌豁阿的兒子孛端察兒合罕紀”、“孛端察兒的兒子土敦篾年紀”、“土敦篾年的兒子伯升豁兒紀”、“伯升豁兒的兒子屯必乃汗紀”、“屯必乃汗的兒子合不勒汗紀”、“合不勒汗的兒子把兒壇把阿禿兒紀”、“把兒壇把阿禿兒的兒子也速該把阿禿兒紀”38，及第一卷第二分冊第二編“成吉思汗紀”、“窩闊台合罕紀”39等，與現282節本《蒙古秘史》基本相同。如前所述，《聖武親征錄》關於成吉思汗祖上，僅敘及也速該，所以，《史集》所用史料，當與《聖武親征錄》無涉。而《史集》所涉及的有關蒙元朝廷的史料，也遠遠超出《蒙古秘史》的內容，當是後來的續寫本，即《阿勒壇·帖卜迭兒（金冊）》。

有趣的是，《史集》將蒙古人和突厥人的鼻祖歸為一人，即雅弗，由先知諾亞派往東方。“所有的蒙古人、突厥諸部落和一切遊牧人[直譯作：草原居民]均出自他的氏族。”40這一點倒與後來的羅卜桑丹津《黃金史》中蒙古族族源印、藏說，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顯然，在中世紀以前，不同宗教背景的曆史作家，總是要將自己的宗教立場灌輸於其著作始終的。對此，應引起今人足夠的重視，以免在研究中步入歧途。

《史集》對於研究哈薩克族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除了它所記載的豐富的史料，關於曆史人名、地名、部族名，基本可以還原為突厥——蒙古語，尤其對於研究古代的哈薩克族部落名、人名、以及哈薩克語地名，有極大的便利。而不像漢語，很難根據所用音譯字音，對位還原，除非根據充足可靠的史料意譯。當然，要十分注意《史集》在記述部族名、人名、地名時名詞尾音波斯語化問題。

5、《紅史》、《青史》的記載

《紅史》作者蔡巴司徒·貢嘎多吉（1309——1364年），又名司徒格微洛追，1324年（泰定元年）進見元泰定帝也孫鐵木兒，受到賞賜並詔封為蔡巴萬戶。著述《紅史》始於1346年，成書於1363年。該書多處提及成吉思汗及其攻略業績，其中第八章為“蒙古（元朝）簡述”專章，蒙古王統由孛兒帖赤那開始，在述及元成宗鐵穆耳時，作者坦陳“以上是從《脫卜赤顏》一書中摘要抄錄。”41可見蔡巴萬戶在赴朝廷受封時，從朝廷獲得《脫卜赤顏》一書帶回藏區的。自從忽必烈封八思巴為國師以來，又有其弟亦憐真以及膽巴（又名功嘉葛剌思）、答兒麻八剌剌吉塔、亦攝思連真、乞剌斯八斡節兒、輦真監藏、相家班、相兒加思巴、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和旺出兒監藏等藏族高僧先後被元成宗鐵穆耳、元武宗海山曲律汗、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元英宗碩德八剌、元泰定帝也孫鐵穆耳封為國師。而且元朝朝廷信奉佛教，所以蔡巴萬戶可以從朝廷獲得《脫卜赤顏》。而這又發生在押不花、塔失海牙等人稱：“《脫卜赤顏》事關秘禁，非可令外人傳寫”之前。顯然，文宗時期，君臣關係之微妙可由此略窺一斑。《紅史》證明，在傳於現今的《蒙古秘史》之外，還有續寫本《脫卜赤顏》，蔡巴萬戶摘要抄錄的正是續寫本。也許，這正是阿鄰帖木兒和忽都魯篤彌實續寫的《脫卜赤顏》。有趣的是，《紅史》並沒有蒙古族族源印、藏說痕跡，足見蔡巴萬戶這位藏族史家對於曆史文獻的忠實。

十四世紀的另一位藏族史學家廓諾·迅魯伯所著《青史》和巴俄·祖拉陳瓦所著《賢者喜宴》，也敘及了蒙古王統及成吉思汗家世、後裔事跡，有學者認為是由《紅史》收錄的42。從兩部著作成書時間來看，似需進一步考證。

6、羅布桑丹津與《黃金史》

《黃金史》與《蒙古秘史》、《蒙古源流》一同視為蒙古文“三大曆史著作”，引起學界廣泛重視。《黃金史》分有兩種版本，第一種為《諸汗源流黃金史綱》，簡稱《黃金史綱》，俗名《小黃金史》，作者佚名。據學者認定約成書於17世紀10至30年代。不分卷，譯成漢文為兩萬餘字，是喇嘛教盛行於蒙古地區之後產生的著作。它以佛教學說闡述宇宙的形成、人類的出現、以及印度、西藏王統脈絡與蒙古曆史的“關聯”。記述了成吉思汗的事跡和傳說，以及從窩闊台、忽必烈到元朝末代皇帝妥歡帖睦爾的世係，妥歡帖睦爾的失國、北走，直至林丹汗即位約270年的曆史，某些記載可以補正漢文史籍關於蒙古曆史的不足與訛誤。《小黃金史》有朱風、賈敬顏的漢譯本《漢譯蒙古黃金史綱》。譯者認為“作者從宗教的立場出發，荒誕地將蒙古族源同印度、吐蕃聯結起來，蓋自帕思巴（八思巴）《彰所知論》以降，蒙古編年史書中主張蒙古源出印藏之說，乃以本書為始。”43

第二種為《綜述古代諸汗源起自印度西藏迄於蒙古初代聖成吉思汗其孫忽必烈薛禪汗支脈達延汗以至林丹呼圖克圖黃金史綱》。俗稱《大黃金史》，作者羅卜桑丹津，故又稱《羅卜桑丹津黃金史》。阿拜·毛卡拉的哈薩克文譯本，正是《羅卜桑丹津黃金史》，約成書於1643年後，也有人認為成書於1628至1634年間或1649至1736年間。同樣具有濃厚的佛教色彩，也是蒙古族源王統印、藏源流說，其內容采自佛教的創世紀、《印藏王統史》等書。但較《小黃金史》內容完備。不過此書“最初的寫本已不可複見。”441926年，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院首任院長劄木揚從民間獲得手抄本，1937年在烏蘭巴托出版，題名《黃金史》。該手抄本“輾轉南北，經過許多人的傳寫，摹寫中的疏誤，後人的修飾、竄改、加上錯字錯句，遺漏行段，不知有多少錯誤。”45“書中有曆史也有文學，有真人真事的記錄，也有完全虛構的創作。”461979年，劄奇斯欽的漢譯本《蒙古黃金史譯注》由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1980年和1983年，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分別出版了由留金鎖、喬吉校注的蒙文版《黃金史》。1993年8月，內蒙古蒙古學出版社推出了色道爾吉漢譯本《蒙古黃金史》，漢譯文共分二十四章一百九十一節。學者認為“它又從蒙古傳說的始祖孛兒帖·赤那以後，有234節與《蒙古秘史》相同而結構有異，以下又與《小黃金史》相同。”47

以劄奇斯欽所譯《蒙古黃金史譯注》與《蒙古秘史》比較，其十六章之中，僅有二、三、四章與《蒙古秘史》相同；但是，這三章的內容計260頁，占全書322頁的五分之四以上。據田清波（比利時神父：A.Mostaert）氏統計，《蒙古秘史》全書282節中，《黃金史》所轉錄的內容計：第1至第38節、第40至第176節、第208節至254節、第256節至264節、第266節至268節；所脫落的是：第39節、第177至207節、第255節、第265節、第267節、第269至282節。合計《黃金史》輯錄《蒙古秘史》內容為233節，缺失49節。在所輯錄的233節中，差不多都與《蒙古秘史》原文吻合，隻有數節是經過修正的；同時在若幹節中，也有不少錄自其它史料的文字摻加進去。田清波氏也曾將《蒙古秘史》各節見於《黃金史》部分，按其頁數列成一表48。由該表看，《蒙古秘史》的大部分內容，均可在《黃金史》中看到。不過，《黃金史》中所脫落的部分，正是《蒙古秘史》中最精彩的部分。例如，從177節至207節，這31節的脫落，正是把成吉思汗征服客列亦惕和乃蠻，以及即可汗大位，封立95千戶等極為重要的紀事遺棄了。這也就是把《蒙古秘史》卷六的大部分、卷七的全卷、卷八的大部都丟失了。

對於羅卜桑丹津剔除《蒙古秘史》49節內容，蒙古族學者甄金在他《蒙古秘史學概論》一書中有精辟見地。“縱觀《黃金史》全書，應該看到羅卜桑丹津不僅僅是個虔誠的喇嘛教的信徒；同時還應看到他的另一個側麵，即是一位忠實、地道的蒙古本位主義者。”49對於《蒙古秘史》有關章節，“即為羅卜桑丹津氏有意刪除。”50可見羅卜桑丹津氏留下了又一道迷霧。

三、關於《蒙古秘史》的傳播經過

1、國內傳承的三種基本版本

沿傳於今的《蒙古秘史》，是經過編纂《永樂大典》的明朝史家篩選，題名《元朝秘史》，作為蒙古語漢語對照本收進該《大典》的。這是一本由明朝四夷館用漢字音寫蒙古語原文的奇書，不僅逐詞傍注漢譯，音譯擇字自成一體，“以六百年前河北地域的漢字方音，譯寫《蒙古秘史》原文（當時尚存）的古蒙古語音而成”51，“創製了一套嚴整的符號體係”52。明初刻本分正集十卷和續二卷，《永樂大典》收錄本為十五卷。先由清人鮑廷博自《永樂大典》抄出，後為韓泰華所收藏。該本有嘉定年間錢大昕所作‘跋’，故一般稱‘錢本’《元朝秘史》。十二卷本有顧廣圻本和葉德輝本兩種。顧廣圻本是顧氏於嘉慶年間，以張祥雲所藏舊抄本《元朝秘史》為底本，參照當時流行的其它抄本進行校勘，後歸盛昱所有，嗣藏於上海涵芬樓，1936年複納入《四部叢刊》續編影出的《元朝秘史》。葉德輝本是文廷工在光緒年間，從盛氏所藏顧校本抄出，後歸葉德輝所有並於1908年由觀古堂刻印的《元朝秘史》。53

後來，西方學者從學術研究方便起見，在原有分卷分段基礎上，對《元朝秘史》做了“學術分節”，共282節，被學界按節編序沿用至今。

清朝以來，國內史學界對明初《元朝秘史》本的‘總譯’，進行了多次注釋或考證工作。由於‘總譯’是根據漢字標音古蒙語原文大意簡譯，學界認為譯文中有不少錯訛之處。他們的研究雖有一定的成果，但由於所使用和依據的資料不無局限，引發新的錯誤已勢所難免，更沒有人從突厥語——畏兀兒、哈薩克語與古蒙古語比較角度進行研究，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空白與缺憾。

第一部蒙文轉寫的《蒙古秘史》，直到二十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在內蒙古出版。有關學者認為其所依據的原典，不外乎是顧廣圻本和葉德輝本中的某一版本。在轉寫的蒙文《秘史》中，大量地反映了原版本的錯訛。再加上轉寫者的武斷臆測和肆意篡改，自然就削弱了它的科學價值。54

2、額爾登泰、烏雲達賚校勘本

當年的內蒙古自治區蒙古語言文學曆史研究所的兩位蒙古族專家額爾登泰、烏雲達賚共同研究《蒙古秘史》，成果顯著。他們是從1962年開始研究工作的，中間經曆了十年“文革”，動亂歲月剛剛結束，1980年9月便推出《〈蒙古秘史〉勘校本》，此前同年2月他們與阿薩拉圖三人合出《〈蒙古秘史〉詞彙選釋》，對於《蒙古秘史》的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

他們從《蒙古秘史》的語音學、形態學、突厥語詞彙方麵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在試圖還原為蒙古語讀音過程中，發現“《蒙古秘史》語言，在語音方麵最突出的特點，在詞首元音上出現摩擦音h。”55並進一步指出，“這種語音，在蒙古語各方言、土語中早已消失。”56其實，這正是畏兀兒書記官們留下的曆史印記。他們進而發現，在把《蒙古秘史》的語言根據漢文標音還原為現代蒙語時，存在一係列輔音、詞形、詞義方麵的差異。他們把這種差異歸於“古體蒙文”書麵語言與口語間的差異。並指出動詞後加成分“中忽訥”及“古訥”57，在近現代蒙古語書麵語言和口語中均已消失，方位副詞的後綴和現代語的後綴也不一致。在探討《蒙古秘史》語音出現書麵語言和口語不一致的現象時，他們認為有兩種原因：其一“創製文字之後，口語發生變化；”58其二“創製文字的部落或部族的方言同其他方言不一致的結果。”59

不過，他們確認在《蒙古秘史》中遇見很多突厥語詞彙，並分出有八類突厥語詞彙。60當然，關於突厥語詞義解釋主要依據的是拉德洛甫的《試用突厥語方言詞典》，有些詞語解釋不免過於牽強。個別之處甚而出現誤讀。比如關於《蒙古秘史》第159節（在第163節還將出現）記述的乃蠻戰將可克薛兀·撒卜剌黑的人名之義，“可克薛兀”被誤讀為蒙古語，並解釋為“猶言容易激動。”61拉施特對此有過明確解釋“‘可克薛兀’意為由於咳嗽與胸疾說話嘶啞的人。”62對於“撒卜剌黑”，拉施特解釋為地名。他說“人們按這個地名來稱呼他。”63顯然，以祖籍或常駐地地名冠名稱呼這一點符合突厥部族的習俗，在中世紀盛行（比如馬赫默德·喀什噶裏），迄今仍有沿用。作為現今哈薩克民族重要部落的乃曼（乃蠻）人完全符合這一文化特性。何況kөksao一詞在哈薩克語中迄今沿用，詞義與拉施特氏的解釋完全吻合。“撒卜剌黑”亦非“突厥語”“輕率、輕佻”之意，哈薩克語地名中，從未有“輕率、輕佻”這樣的地名。當是Sarbulakh或Sarburkha意為“黃水泉”或“黃土塬”。對於兩者之間，須進一步考訂方能取其一（不過，愚以為Sarbulakh即“黃水泉”更妥帖些）。

他們得出蒙古文字經曆了三個發展階段的推論，認為“《蒙古秘史》的編寫時代，蒙文已進入了它單獨發展的階段，”64即“古體蒙文”時代。“古體蒙文是以創製這文字的部落或部族的活的語言為標準或依據的；不能設想古體蒙文是摹擬某種文字而創製的。”65

於是，在作《蒙古秘史》勘校工作中，兩位學者得出結論，“不論是哪一種版本《秘史》，都有相當嚴重的錯訛。”66根據他們的初步統計，“十五卷本約有三千二百多字的錯訛；顧本則有一千二百多字的錯誤；葉本因出自顧本，顧本誤者葉本無不誤，而又增多了三十字以上的訛誤。因此，三個版本中訛誤較少的是顧廣圻本。”67並歸結為：脫落、錯字、錯斷和誤連、錯綴、衍文和顛倒等六種錯誤。“其中以音節起首輔音字(‘舌’音符和‘中’音符)和音節末尾輔音字(如：克、黑、勒、惕、木、室…等)的脫落或誤植為最多，就訛誤較少的顧本，也有八百五十餘字的脫落。除上述兩種輔音以外整個音節的訛誤，以字形相近之誤居多，顧本計有三百八十多的錯字和八十多字的衍文。錯斷、誤連、錯綴的現象，亦複不少，上下顛倒的為數最少。葉、錢兩個版本還有錯簡，顧本則無。”68

於是“以三種版本中錯訛較少的《四部叢刊》中的顧廣圻本為底本，以‘錢本’和‘葉本’為參考進行校勘。”69不過，校勘本由於比較傾向於將《蒙古秘史》畏兀兒文記述蒙古化複原，“如本校和對校都無法解決時，則廣泛利用有關古文獻和社會調查資料，並根據蒙古語言的規律進行勘誤。”70有些點校之處尚值得商榷。

3、20世紀以來的幾種漢譯文版本

劄奇斯金譯注本。劄奇斯欽的導師姚從吾，是中國現代遼宋金元史學的奠基人之一。他與劄奇斯欽合撰《漢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譯並注釋》，並完成《蒙古秘史》第一部漢譯全譯本。隨後，1979年，劄奇斯欽本人在台灣漢譯出版了《蒙古秘史新譯並注》（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是一本迄今為止質量較高的譯本。

道潤梯步新譯簡注本。為十二卷本譯本，不分節。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為準文言體譯文。各卷皆分段有注，道潤梯步更多關注的是從現今蒙古語詞義學角度，解決釋義與釋疑問題。

巴雅爾譯本與亦鄰真譯本。巴雅爾譯本1980年由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分《元朝秘史》漢字原文音寫、旁譯、總譯，國際音標注音，傳統蒙文音寫，傳統蒙文意寫，以及《注音字典》。該字典還標明“今音”、“古音”、《秘史》音，其“古音”部分按《廣韻》、《集韻》、《平原音韻》、《蒙古字韻》等分別抄出。亦鄰真本1987年由內蒙古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一次以畏兀兒體蒙古文複原。在國內屬首開此先河。

餘大鈞譯注本。為十二卷本譯本，分282節。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為當今白話文譯文。餘大鈞譯本可以說集近年來學界研究《蒙古秘史》的各項成果，注釋詳實，關注的視角是多方麵的。解決的問題較多。但是，由於餘大鈞先生受自身語言條件限製，有的注釋不免存有訛誤。如該書第239節注11，將“阿勒迪額兒”注釋為“《親征錄》、《元史·太祖紀》作阿裏替也兒。突厥語‘八地’。”此注謬矣。“阿勒迪額兒”或“阿裏替也兒”，突厥語義當是“六地”。這個地名詞組可分解為一個數詞“阿勒迪”或“阿裏替”，意為“六”；一個指示代詞“額兒”或“也兒”，意為“地”，合稱“六地”。由於近年來出版界出版圖書校對不嚴，形成無錯不成書之勢，先生的書也未能幸免，閱讀時要細心甄別。但這並不影響譯本的整體價值。當然，個別譯文措辭過於現代，比如第208節，述及成吉思汗要把亦巴合·別吉賜予主兒扯歹時，引用成吉思汗原話，譯文為“不是嫌你的性行，不是你容貌不美。朕把懷抱中的妃子你賜給主兒扯歹，是從大道理方麵考慮。”此處“是從大道理方麵考慮”用語過於現代，影響原著本義。

4、國外的譯本

國外《蒙古秘史》研究工作，是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已有日文、俄文、德文、匈牙利文、英文、法文、斯拉夫體新蒙文、土耳其文、捷克文、斯拉夫體哈薩克文等多種文字的譯本，日本、法國、德國、前蘇聯、匈牙利等國還出版過拉丁字母音寫複原本。許多國家都有研究《蒙古秘史》的學者，各國學者從史學、語言學、文學、軍事學、民俗學等方麵研究《蒙古秘史》，出版發表許多論著。

與此同時，《聖武親征錄》也被譯為一係列外文。日本人那珂通世有增注本。法國伯希和的法文譯注本雖然僅完成了全書的三分之一，但被認為其學術水平很高，是在他去世後，由他的學生韓百詩整理出版。

當然，中外史界雖對《蒙古秘史》給予關注，但褒貶不一。《蒙古秘史》中有些時間和事件與其它史籍記載存在有所出入之處，而且敘述一些曆史事件往往采用文學描述手法，甚至是詩體語言，使其史料的嚴肅性有所減色和令人質疑。有的日本學人幹脆稱之為是一部“偽造曆史的小說”71。當然這是一種極端的說法。

即便如此，瑕不掩瑜，對於《蒙古秘史》的研究已發展為一門單獨的國際性“蒙古秘史學”。日本學者原山煌甚至專門編選出《〈元朝秘史〉有關文獻目錄》，收錄了中國及世界各國研究《蒙古秘史》的論著篇目。隨著國內外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除了日臻完善傳統的對於蒙古民族曆史、語言、文字、文化、宗教、民俗、生產、生活、軍事、戰爭等諸多方麵的係統研究外，對於蒙元時期活躍於北方草原文化帶各民族斷代史研究，一定會有新的收獲。

（未完待續）

中文分類號：K2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1076（2006）01-0010-07

原載《伊犁師範學院學報》2006/1、2期

《新疆社會科學》哈文版2005/4期、2006/1期

（原載《伊犁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